重庆深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 推动多样化特色发展******
记者 云钰
1月6日下午,重庆市第一中学校与挪威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之一——特隆赫姆教堂高中,结为友好学校。双方将在教师培训、课程开发、人文交流等方面开展深度交流,进一步丰富重庆一中集约多元的国内、国际课程资源。
“目前,学校已经建成6个学科课程创新基地,17门重庆市精品选修课程,12类160余门校本选修课程,并设置了小设想、小制作、小发明、小论文等科技‘四小活动’,以及国际课程、STEAM国际创新课程等特色项目,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搭建更加多元的空间。”该校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重庆着力全面实施新课程、使用新教材(简称“双新”),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化发展,普通高中超大班额基本消除,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8.61%,提前实现“普及”目标。
消除大班额
实施办学条件改善计划
近三年累计投入11.88亿元,新增学位11700个
“仰望星空,你可以看到更为广阔的宇宙。”1月4日,重庆南开中学地理探究室老师正带领学生体验一堂别开生面的地理课。
在教室中间,摆放着一台可触摸操控的超大智能交互平板,两侧陈列了十多种地理教学模型,教室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个大型活动式星图演示仪。通过这些设备,学生们可以探求天体运行规律,观看地表形态及其变迁等。
“星空太美了!”“我们超喜欢上地理课,不仅弄懂了学科知识难点,还激发了我们对天文学的兴趣!”课堂上,学生们发出啧啧赞叹。
“我们学校的所有教室均配备多媒体交互式一体机,建成数字化实验室。”重庆南开中学相关负责人称,重庆南开中学积极推进“互联网+教育”深度融合,特别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该校打造了“录播教学+直播评讲+App批阅作业+微信答疑”线上教育新模式,构建起“立体化”的线上教育体系,确保了“停课不停学”,为后续线下教学打好了基础。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改善计划,近三年累计投入中央和市级经费11.88亿元,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投入增加1.85亿元,数字终端增加1.69万台;新建普通高中学校12所,新增学位11700个。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市已将全市公办普通高中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从每生每年1000元提到1300元,全面取消普通高中“择校费”。
此外,针对城乡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和难点,重庆还实施了“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提出了“合理优化学校布局、提高经费投入水平、实施标准化建设工程、健全教师补充激励机制”等19条具体举措,着力提升县域普通高中办学水平和条件,不断缩小普通高中学校办学差距。
打造多彩特色课程
校园“各美其美”
建设普通高中课程创新基地162个,精品选修课程650门
“学校在确保开齐开足国家规定的各类课程基础上,还从德育类课程、竞赛类课程、科技创新类课程等维度,拓展化实施国家课程,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前不久,在重庆巴蜀中学举行的第四届课程博览会上,该校展示的涵盖人文、科学、体育、艺术等100多门校本选修课,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通过《重庆古迹、遗址寻踪》课程,同学们寻访重庆历史建筑、抗战遗址,了解家乡历史文化;在《唐诗里的朋友圈》课堂上,学生们可以和网络博主共同赏析诗词之美。”该校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巴蜀中学构建了“潜能·个性”课程体系,打造了技术、语文、生物、英语、历史5个重庆市普通高中课程创新基地,16门课程入选重庆市普通高中精品选修课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
不仅仅是巴蜀中学,多彩特色的课程体系让重庆市的高中校园“各美其美”。
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开发了“大阅读”校本课程群,构建学校“大阅读”课程体系;重庆市第十八中学校打造了“四C课程”体系,从“树本课程”“砺新课程”“海纳课程”“百川课程”拓展人才培养多元化路径;重庆外国语学校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外语校本课程体系,对全市的外语阅读教学起到积极的带头作用;万州高级中学着力打造航空特色课程,先后有93名学生被录取为飞行员,被誉为“培养飞行员的摇篮”。
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全市普通高中学校扎实推进多样特色发展路径,通过开设丰富多彩的选修课程、培育优势学科,打造办学特色,推动学校由分层发展转向分类发展,更好地满足学生多元化学习和发展需求。
目前,全市已累计立项建设普通高中课程创新基地162个,60个校本教研基地,精品选修课程650门,评选360个普通高中优秀学生社团,系统构建起具有重庆特色的课程资源体系。
稳妥推进新高考
深化综合素质评价
将其作为高中毕业的必要条件和高校招生录取的重要参考
“选课前,我还一直拿不定主意。还好有学校选课走班指导中心的老师帮我评估和针对性的指导,我才做出了适合我的选课方案。”1月5日,重庆市第八中学校一名高三学生对记者这样说道。
“高考改革是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为高考改革的核心设计要点,我们探索了一种具有学校自身特色的‘选课走班’教学模式。”重庆市第八中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充分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要求,学校开齐了“3+1+2”选科模式中的12种组合,并成立了选课走班指导中心,综合评估分析学生的兴趣爱好、学业成绩、成长记录、特长与潜能等不同特点,并根据全国高校招生动向、将来就业状况等社会因素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指导。
“为了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学校为他们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丰富的课程支撑,每周还开设了生涯规划课,邀请高校各专业教授、社会各行业精英到校开展讲座,指导学生科学认知自我,结合高校专业选考科目要求,选择更科学合理的高考科目组合。”该负责人说。
据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从2018年开始实行新高考,即采取“3+1+2”新高考模式,不分文理科,语文、数学、外语为统考科目,在历史和物理科目中首选1门科目,然后在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科目中再选2门科目参加选择性考试。
这几年来,我市各普通高中稳妥推进高考综合改革,实行新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有序推进普通高中选课走班教学,创新开展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目前全市已构建了覆盖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并将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中毕业的必要条件和高校招生录取的重要参考。
“未来重庆还将进一步优化普通高中学校布局,新建、改扩建一批普通高中学校,实施普通高中标准化建设工程,促进普通高中内涵提升。”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委主任黄政表示,接下来,我市将着力推进普通高中学科课程创新基地、精品选修课程、优秀学生社团等项目建设,促进全市普通高中多样化有特色发展;提升普通高中治理效能,坚决杜绝违规跨区域掐尖招生,健全教师补充激励机制,提高教师能力素质,整体提升全市普通高中办学水平。
南佐“古国”: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国家******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带盖塞陶瓶 作者供图
“宫城”区发掘现场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白陶带盖簋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炭化水稻出土区域(局部) 作者供图
【考古中国】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什么是“文明”?现在一般所说的“文明”,多指对“Civilization”等西文词语的意译,可以理解为国家管理下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总和。“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固然不等同于“文明”,但要称得上“文明”,则必须进入国家阶段。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产生的两个标志,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按地区划分国民指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则是“王权”。以此衡量,距今5100年左右的南佐都邑遗址,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国家社会的标志,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增添了又一实证。
甘肃庆阳西峰西郊的南佐遗址,坐落在黄土高原第一大塬——董志塬上,传说中这里是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的老家。南佐遗址发现于1958年,1984—1986年和1994—1996年有过两个阶段的发掘,从2021年开始第三阶段的发掘和调查、勘探工作,基本确认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的遗址,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可能有外环壕。聚落中部是由9座方形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核心区中部偏北是数千平方米的由“护城河”和夯土宫墙围成的“宫城”。“宫城”中心为主殿,“九台”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夯土台、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出土了大量白陶、黑陶等珍贵遗物和大量水稻,从多个方面显现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气象。
数千人数年建成的“国家级”工程
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巨大,而且宫殿、夯土台、壕沟水利设施等的建筑工程量也很惊人。以聚落中部的“九台”来说,每座夯土台约40米见方,现存还有5~7米高,复原起来就像九座小金字塔。每座台子外周有宽约20米、深约10米的方形内环壕,内环壕的侧壁及底部有2~4米厚的夯土护壁,以防流水对黄土沟壁的侵蚀。我们推测环壕不仅有礼仪象征和防御作用,而且是与其他沟壕池沼连通的、有实际用途的大型水利工程。内环壕外还有一周宽约20米的外环壕,内、外壕总长度估计在5千米以上。“九台”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当在75万立方米以上,以当时的条件,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1年时间才能完成。如果以壕沟中挖出来的土夯筑“九台”,所费工时应当不比挖筑壕沟少。
再看中央“宫城”区。有夯土围墙的长方形“宫城”东西宽约55米、南北长约67米,面积在3600平方米以上。“宫城”外有宽约15米、深10米多的“护城河”,它的两侧也有夯土护壁。加上“护城河”,整个“宫城”区占地面积就有8000多平方米。“宫城”中部偏北的主殿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两个顶梁柱柱洞直径各约1.5米,中央火坛(火塘)直径3.2米——差不多是两个成年人的身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宫城”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侧室(侧殿)。所有这些宫墙、房墙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精整,窄处宽1~1.5米,最宽处可达5米,现存高度1.5~3.5米,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遗存。
“宫城”区建筑材料还包括土坯和最早的红砖,各处地面、墙壁都以石灰多层涂抹,甚至宫墙也不例外,这也是国内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建筑的实例。我们可以想见,五千年前的南佐“宫城”,到处都是那么洁白明亮,和大家熟悉的北京紫禁城的色彩大不相同。我们估计,“宫城”区的建筑工程量应该不会少于“九台”区。
经勘探和试掘,在“九台”外其他区域还发现有多处白灰面窑洞式房屋居住区、夯土台、壕渠水利工程等,加上可能存在的外环壕,整体建设工程量巨大。所有这些工程的主体部分理应是大体同时建造完成的,因此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这还不包括建筑工程的后勤保障在内。据此推测,南佐都邑人口或许有上万之众。也只有出现了强制性的区域“王权”,集合起国家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
南佐所在的董志塬上还有一些面积为数十万平方米的聚落,出土的精美白陶、黑陶说明这些聚落的级别较高,可能是从属于南佐的卫星聚落。陇东甚至整个黄土高原,分布着大量仰韶晚期聚落遗址,但还没有第二处能够和南佐的规模相当。即便是秦安大地湾聚落延续到这个时期,规模也是远次于南佐。南佐聚落如此大的体量,“九台”、壕沟和宫殿建造所需要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当是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的最有力证明。南佐都邑大概是从周围迁入很多人口,集中规划建设而成,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血缘社会重组,形成具有地缘关系的早期国家组织。由此推断,当时在黄土高原地区应当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古国”。
中轴对称建筑格局的滥觞
南佐都邑及“宫城”具有清晰的中心对称、中轴对称格局。“九台”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主殿坐北朝南,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向南到主殿中门(共有三门)、“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侧室(侧殿)和壕沟对称分布。
再放大一些视野,“九台”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宫城”南墙外还有一道与其平行的外墙,类似后世的萧墙或影壁。外墙的门与“宫城”南门错开几米,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增强了“宫城”的封闭性和防御性。如此布局严整的多个圈层结构的南佐聚落,应是阶级秩序的礼制性体现,开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中轴对称的先河。
我们推测“九台”和主殿应当主要是祭祀礼仪场所,“宫城”区部分侧室(侧殿)有可能作为首领人物的居所。我们注意到由窑洞式建筑组成的普通居住区基本位于“九台”以外,推测“九台”所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可能整体都属于与祭祀相关的“圣区”或者贵族居住区。这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凸显了王权至上,与西亚等地神庙和王宫分开且以神庙为核心的情况有显著区别。
礼制出现和阶级分化
南佐“宫城”区出土了白陶、黑陶、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成套的彩陶、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涂抹朱砂的石镞、骨镞,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
白陶、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但在南佐“宫城”区却发现不少,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表面光滑细腻,有釉质光泽。如此轻薄精美的陶器,理应用快轮拉坯的方法制作,但我们一直没有在陶器上发现快轮旋转痕迹,制作工艺还是个谜。制作彩陶是黄土高原的传统,南佐有些彩陶表面有釉质光泽,有些彩陶成套出土,具有礼器性质。比如在主殿以东祭祀区就集中出土9件小口平底的彩陶酒瓶,每件高度都在60厘米左右,还都配有特殊的盖塞——可既盖又塞,以防止酒精挥发。南佐的朱砂陶、白衣陶、白泥堆纹陶等也都是具有祭祀礼仪性质的特殊器物。朱砂常涂在一种带有圆饼装饰的鼓类器物上,器表内外涂白衣的做法则见于簋、双腹盆、钵、缸、罐、瓮等很多器物上。白泥堆纹陶罐在其他遗址很罕见,但在南佐仅“宫城”东部祭祀区就出土数百件,大小不一,可能是成套的祭祀礼器。经测定,南佐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以上,最高达1116℃,而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烧造温度在700~1000℃之间。令人惊讶的,还有“宫城”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的炭化水稻的发现,粟、黍数量极少,反之在“宫城”其他区则绝大多数都是炭化粟、黍。黄土高原农业本来就以粟、黍为主而少见水稻,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也应当是礼制的反映。
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白陶、黑陶都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南佐这两类陶器的出现有受到长江中游文化启示的可能性。尤其是南佐不少黑陶属于夹炭陶,这也是长江流域的古老传统。有意思的是,南佐有的黑陶仅覆盖陶器表面很薄一层,已能做到很好地控制渗碳层厚度,工艺技术和良渚文化最为接近,不排除与良渚文化有交流。据科技考古检测,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造白瓷的瓷土质量接近,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有些白陶上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黄土高原不产绿松石、朱砂,南佐的这两类原料有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能性。大量水稻不排除当地种植的可能性,但也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可见南佐“古国”应当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的控制,这也是国家社会的特征之一。
目前,南佐的考古工作才开了个头,很多谜团还有待后续解开。但据现有的发现就已经能够证明,中华文明和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一样,是诞生于五千年前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
(作者:韩建业,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